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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台胞如何在刑事案件中保护自身权益---浅析两岸刑事证据制度

2018-03-14 10:14:32      点击:

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  高士强律师

一、两岸刑事证据基础理论之比较。

大陆的证据理论要求具备证据“三要素”,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是司法界耳熟能详的证据理论。而台湾地区的证据理论则要求证据应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其所谓证据能力指“证据得提出于审判程序中之证据,亦即该证据得用以作为合法证据调查程序中之资料能力”; 而其所谓证据之证明力则指“具有证据能力之证据资料,于证明某种待证事实时,所具有之实质证据价值。两相比较,大陆证据之“客观性”与“关联性”大体相当于台湾之证明力,强调证据对案件事实之实质性证明作用,而“合法性”则与“证据能力”大体相当,强调证据必须符合法律之作证资格。证据之证明力判断多出于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法则,因此两岸相关规定并无实质差别,而证据之作证资格多出于价值性判断,价值判断无疑是最“地方性”的东西,因此两岸在此问题上分歧颇大。

二、自白法则。台湾的“自白法则”所针对者为被告之供述,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6 条第1 项: “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它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因此,若被告之供述非出于自由意志,则不得作为证据。“自白法则”的目的在于防止虚假自白、保障人权以及排除侦查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 条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 条规定: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等刑讯逼供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两者看似相似,但其区别在于背后的程序设定: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95 条规定“讯问被告应先告知得保持缄默,无须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陈述”,以明示的方式赋予被告沉默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对讯问保持缄默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于基本原则部分增加“不得自证其罪”规定,但仍保留“如实供述”之条款,是以大陆之惯例而衍生出明示意义上的沉默权。沉默权的设定与否,显示了两岸在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制度化差异,台湾地区偏重于保护人权,而大陆更注重案件真实之发现。大陆侦查机关依大陆之侦查程序讯问犯罪嫌疑人,未告知沉默权,亦不允许其保持缄默。

三、传闻证据。台湾地区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人所作之言词证据称为“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被告人以外之人之供述须通过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有关传闻法则条文的检验,方具有证据能力。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 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向法官所为之陈述,得为证据; 被告以外之人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者外,得为证据。据此规定,大陆警方于侦查中取得之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移交台湾后,将被视为传闻证据而被排除。因为它不仅无法于审判中陈述并受诘问,而且亦非于审判外向法官和检察官陈述,因此不具证据能力。从台湾地区所谓“最高司法机关”的判决所述之法理看,“被告以外之人于大陆公安( 司法警察) 调查时所为之陈述经载明于笔录或书面纪录,同属传闻证据,台湾地区在司法实务中对大陆警方取得之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笔录,仍将其定性为警询笔录之范畴而无径行之证据能力。近年,台湾地区“法院”审判实务显示,大陆警察取得之警询笔录偶有被采纳之实例,但不管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争议颇多,并未成为通例。

四、具结与拒证。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人证规定了严格的具结制度,要求证人在讯问前、鉴定人在鉴定前必须以书面形式(结文) 担保作证内容的真实性,如对作证内容匿、饰、增、减,则须承担伪证之责任。具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肃的法律程序之演示,宣告伪证的严重法律后果,而对作证人产生心理之强制,使其惮于伪证,加强证言的真实性。就如台湾学者陈朴生所言: “( 台湾地区的人证具结制度) 与英美法及日本刑事诉讼法之采宣誓制度虽异其形式,而其用意,在担保证言之真实性可信性。以具结代替宣誓,重在法律。”因此,除特定情况( 未满16周岁和精神障碍者) 可不经具结而径行作证外,他者皆必须具结作证。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之三规定: “证人、鉴定人依法应具结而未具结者,其证言或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无作证具结制度,而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证人、鉴定人在庭审中的具结行为。

    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在“法律”规定情形下享有拒证权。可以拒绝作证的“法定情形”有如下几种。( 1) 身份原因。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 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 2) 不自证其罪之利害原因。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其有前条第1 项关系之人( 特定范围之亲属) 受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得拒绝证言。( 3) ……( 4) 职业保护原因。证人为医师、药师、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讯问者,除经本人允许者外,得拒绝证言。而大陆目前的法律并未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虽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不出庭作证,但这仅仅是免于出庭,而非免于作证。

五、诉讼体制差异。大陆警检在侦查中是“权力分工”关系,而台湾是“检察官主导侦查”的关系,警察不过是侦查辅助机关。因此,就权力内容而言,其实大陆警方具有台湾地区“检察官”的部分角色; 但就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形式而言,这些证据仍不过是向警察所为之陈述,而不具有直接的证明效力。

六、委托辩护律师。在沪台商企业员工台胞及其家属一旦涉及刑事案件,应当第一时间委托辩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第一时间聘请辩护人的好处:1、根据事实和法律找到有利的理由,说服办案机关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2、监督办案部门依法办案,为当事人争取公平公正,避免冤假错案;3传递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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